1948年10月中旬，东北已是深秋，营口海面风浪渐起。码头上的国军官兵个个背着行囊，急促穿梭，有人低声抱怨：“这仗还怎么打？”带队军官却压低声音回了一句：“先上船，能走一批是一批。”就在这片逼仄的海岸线上，一个国军军长正做出关键决定，准备实施一次冒险的反击与撤退。这人，就是后来在台湾被视为“能打、能逃”的刘玉章关于股票配资最新情况。
说到解放战争后期的国民党军，整体状态不用多解释，溃败是一眼就能看出的趋势。战线被撕开一个口子，很快就成千上万人的队伍失去组织，很多部队连像样的抵抗都打不出来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还是有人在逆风里试图挣扎几下，甚至还敢反打一拳。刘玉章，就是这少数“逆行者”之一。
他在辽沈战役中，依托营口打出几次出其不意的反击，让东野吃了不小亏；之后在上海战役，又在月浦坚守多日，让三野硬是付出了不低的代价。这两个战场，既让他在蒋介石面前多了几分“能人”的份量，也让后来许多研究者不得不承认：这个军长，确实有几把刷子。
要理解他为何能在大势已去时还能“折腾”出点战果，还得从他的出身与一路摸爬滚打说起。
刘玉章1903年出生于陕西兴平，家境并不算寒苦，少年时期接受过中学教育，在那个年代算是有点读书底子的青年。西安读书时，他听说广州黄埔军校招生，这个新式军校的名声在北方已经传开，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年轻人，心思便难再安稳。于是，他扔下课本南下求学，最终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。
黄埔出身，意味着起点不低。毕业后，他进入国民党中央军，按部就班地在基层部队里磨炼。中原大战那会儿，他在前线拼杀，头部被子弹擦过，差点要了命，留下了一块再也长不出头发的疤。等伤势恢复，他索性剃成光头，在军中混久了，大家给他起外号，“光头师长”“光头军长”，名字反倒被这个外号压了下去。
有一点不得不提，他在带兵方面颇有一套。表面看，他满嘴粗话，训起人来一点不文雅，却能让士兵真心跟着，他在部队讲话时爱用极粗俗的比喻，把自己和部下比成一体，说“拔谁都疼”，以此来强调自己分配公平。不少人听完哈哈一笑，心里那股怨气也就散了。说难听点，是泼辣；说好听一点，是接地气。这种风格，和一些只是做样子的“文官将领”完全不同。
不过，这种粗话习惯并不讨所有上级的喜欢。毕竟他本身又是知识分子出身，又是黄埔学生，有的将领觉得他不够“体面”，升迁上多少受到影响。抗战爆发前，他职位一直不算高，长期徘徊在副团长之类的层级。直到1942年，老乡关麟征将他提拔为52军第2师师长，他的军事才能才有比较大的施展空间。
抗日战争八年，他所在的部队在古北口、保定、台儿庄、第一次长沙会战等重要战役中都打过硬仗。尤其在一些阻击战和巷战中，他善于利用地形和火力，给日军造成不少损失。不能说他有惊天动地的战功，但在国民党军队里算是敢打、能打的那类中坚军官。
抗战结束后，全国很快陷入新的战争。1946年秋，国民党集结重兵向东北解放区推进，其中一条打向南满的进攻线上，就有52军第2师的身影。
当时的摩天岭，是通向安东的重要据点。52军第2师奉命攻打这块高地，最初被守军炮火压得抬不起头，进展十分缓慢。刘玉章跑到前沿观察，发现按常规打法消耗下去，很难短时间突破。他想到手里那批美制火炮，便下令把大炮拆解，分段搬运到山上，再重新组装进行近距离反击。
这一招看似折腾，但在山地战中确实产生效果。美制火炮的威力和射程，对当时我军普遍使用的日式旧炮形成明显优势，很快压制住防守阵地。刘玉章见火力占了上风，又亲自带突击队向前冲，最终夺下摩天岭，为安东失守埋下伏笔。
那一仗，我军部分官兵来不及转移被俘，经过审问，刘玉章得知摩天岭守军隶属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12旅，团长叫鞠文义，多为从山东出关的部队。他心里顿起一计，半带戏谑地对身边的山东籍参谋袁养吾说，不妨试试接通对方的电话线，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情报。
结果这次“异想天开”的尝试还真奏效。袁养吾用山东口音打电话到4纵指挥机关，自称是前线参谋，谎报“阵地快守不住了，急需支援”。对方当时正忙得团团转，未能核实身份，就依据这份虚假情报作出部署，要求鞠文义团坚守阵地，为凤凰城部队撤退争取时间，同时说明凤凰城兵力空虚，暂时无法增援。
这几句关键信息，对刘玉章来说无异于打开了一扇门。他立即决定抢占凤凰城，下令卡车卸下炮弹，以最快速度向目标开进。由于城内仅有少量守军，且还在组织撤退，52军几乎没费多少力气便占领了凤凰城。战后，我军总结这次失利时提到，第2师守备能力不弱，进攻也颇有章法，而且在形势不利时撤退得很快，很“狡猾”。这段评价，算是对刘玉章用兵特点的一个集中概括。
时间到了1948年，东北战局迎来决定性阶段。辽沈战役打响后，锦州成了焦点。蒋介石一边从山海关方向组织侯镜如兵团增援，一边让廖耀湘兵团由沈阳南下，希望东西夹击，打通锦州外围。按原计划，52军应随廖耀湘兵团一同西进。
刘玉章却看出问题。锦州一旦不保，西进部队就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。于是他主动找到东北“行营”长官卫立煌，建议改派52军防守营口。他的理由表面上是营口重要，实则很多人后来分析，这一步是为了给自己留条海路退路。卫立煌当时已是焦头烂额，见有人愿去守海口，也就批准了。
营口的地理位置，决定它既是东北南下的海运通道，也能成为最后撤离的港口。刘玉章到营口后，一边固守，一边与海军保持联络，催促尽快派舰船接应。随着锦州失守、廖耀湘兵团被围歼，东北国军事实上已到崩盘边缘。东北野战军为了堵死出海通道，很快组织七纵、八纵、九纵以及其他部队，对营口发起进攻。
就在这种局面下，52军连续打出几次反击，这几仗后来在不少战史著作中都有提到。
一次，东野先锋部队的一个团，在大高坎附近与52军前哨发生接触，看见对方边打边退，还以为国军士气低落，便一路追击。谁也没料到这是诱敌之举，等部队追到村北石桥附近，突然遭遇侧翼伏击，队形被割裂成两段，伤亡很大。
紧接着，为切断石桥附近守军的退路，我军又派出一个团，穿插到傅家洼子、青堆子等地，准备堵住营口方向。刘玉章显然早就预判到这种穿插行动，提前做了部署，结果再次伏击成功，使该团损失近半。
后来，当我军一部分兵力推进到大、小白庙子及秦家窝棚、庙旗堡一线时，因为轻敌，没能及时派出侦察，更没来得及构筑牢固阵地。52军抓住这点，再次突然出击，打掉了一个团的指挥机关，造成团部被端的严重后果。
几次交锋下来，最典型的一次出现在对东野9纵25师的袭击。那时25师刚刚完成长途行军，人困马乏，虽然知道敌情复杂，却在休整安排上略有松懈。刘玉章敏锐捕捉到这个空档，组织所属25师突然扑向对方师部，竟一举攻破指挥所在地，俘虏1000余人，还缴获不少重要文件。
这一连串反击，让许多东野指战员意识到，眼前这个“光头军长”并不好对付。战场态势虽然总体对我方有利，但在局部战斗中，对方的机动与伏击确实打得比较刁钻。我军随后调整部署，暂时后撤，拉开距离，准备再找合适时机围歼这支顽强的守军。
刘玉章也很清楚，几次小胜改变不了大局。东北国军主体已被消灭，营口只是一块迟早守不住的孤地。他等的，是海军的舰船。等到海军舰队终于进港，他马上下达撤离命令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防止登船时发生混乱，他定下了一条死命令：军官必须站在队伍最前面，但到达登船口后不得先行上船，而是要留在岸上维持秩序，等士兵全部登船后，军官再最后上去，谁敢抢先，立即处决。这条命令听上去残酷，却在极端混乱的时刻起到了稳定军心的效果。最终，52军一万多人从营口出海，经葫芦岛转移，成为东北战场上少数完整撤出的成建制部队之一。
辽沈战役结束后，东北国军基本失去了主力，能全身而退的军级部队非常有限。52军的这次撤离，让蒋介石十分看重刘玉章，认为他既能打，又能保住骨干。很快，52军就被补充整编，调往华东地区，进入另一场大战的前夜。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上海已经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。国民党希望在这座大城市做最后一搏，以便在政治谈判中多拿一点筹码。三野方面则按照部署，准备对上海外围逐步施压，最终拿下整个华东门户。刘玉章率52军进驻月浦、杨行一带，这些区域当时还是郊外，有村庄、有坟地、有树林，适合构筑工事。
他在这里又发挥了善于防守的一面，命部队利用坟包、树林、草堆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掩体，修筑暗堡、子母堡，编织出一个火力交错的防御体系。看上去杂乱无章的地形，被他布置得暗藏杀机。这样的阵地，不如大规模永久工事那样显眼，却更难被炮火一口气摧毁。
一、月浦苦战：三野遇上的硬骨头
上海战役打响后，三野按照计划向外围国军发起进攻。5月12日晚，解放军部队逼近月浦，最先投入的是29军。乍一看，这只是战线上的一个点位，但打起来才发现，这块“点”不那么好啃。
29军发起几轮冲击，遭遇密集火力阻击，推进困难。刘玉章所部凭借早已构筑好的暗堡群和相互支援的火力点，将进攻部队消耗得相当厉害。对方侦察和准备时间有限，一时之间很难摸清防线结构，只能硬往上顶。
战况越打越僵，三野方面不得不增加投入。叶飞判断，仅靠29军不易短时间拿下月浦，遂调集28军参战，两军合力对这个阵地持续施压。即便如此，攻防拉锯仍然相当激烈，解放军在月浦方向付出的伤亡高达九千余人。对于已经习惯在多线战役中快速突破的部队来说，这样的损失不算小。
从纯军事角度看，月浦防守一役，52军确实展现了顽强抵抗力和一定的战术素养。巷战、村落战、近距离防御火力交叉运用，相比一些一触即溃的部队，明显更会利用地形。不得不说，在这个阶段，刘玉章的防御体系对三野产生了明显的拖延作用。
但凡战场不会只看局部。随着华东整体战势倾斜，上海外围多条防线被逐步撕开，其他方向的国军纷纷崩溃，月浦再坚守，也只能算孤立的抵抗。刘玉章清楚，再打下去只会把整支军拖死在阵地上。
他便再次选择调动。借口让21军接替阵地，他悄然抽出52军主力，向后方转移。等到解放军攻入月浦，才发现原本的顽强守军已经换了岗。52军由此在上海战役中保留了主要兵力，又一次从大溃败的局面中抽身而走。
有人评价，他在辽沈战役中靠营口反击与撤离保住了一支军，在上海战役中则用月浦防守与调防再次保住自己。攻击力谈不上多么出众，但在撤退和保存有生力量方面，确实下过一番功夫。
二、“光头军长”的行事风格
再回头看他的个人风格，不难理解他为何能在连番战败的环境里，多少显得有点“另类”。
一方面，他出身黄埔，接受过较系统的军事教育，对战术、火力配置、地形利用都有一定理解。抗战期间多次参加大型作战，这些经历磨出了他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，并不是纸上谈兵。另一方面，他又不像部分“书生将领”那样拘谨，和士兵打交道时口无遮拦，粗话连篇，却能换来部下的认同感。
在内部管理上，他既讲纪律，也懂得利用情绪。遇到装备分配等敏感问题，他会亲自出面“骂街”，用那种极具冲击力的比喻，把自己的公平姿态摆出来。很多士兵本来心里不服，听他骂得破题入骨，反倒觉得这人是真把自己当“自家人”看。
从上级角度看，这样的风格颇为纠结。一些高级将领欣赏他敢打敢冲、善于整饬军纪，觉得他是实战中可用的人才；另一些则对他的粗鲁不满，认为有损体统，升迁时总要犹豫。也正因此，他在抗战前期的晋升速度明显偏慢，一直到战争中期才走上师长之位。
战后进入内战阶段，他的用兵风格愈加明显：在防御战中喜欢构筑多层火力，在局部战斗中善于组织反突击，一旦发现战局不利，又能果断撤退，不做无意义的消耗。摩天岭的炮兵调整、营口四次伏击、月浦的暗堡网络，这些战例串联起来，基本勾勒出他的军事侧影。
从某种角度讲，他并不符合传统“名将”的形象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胜，更谈不上改变全国走势。但在国民党后期将领群像中，他算是“尚能一战”的那一类：不至于一触即溃，也不至于死守到底。这种“进退之间”的判断，既有他个人的计较，也符合当时一些中高级将领的普遍心态。
三、退守台湾后的命运
1949年之后，局势完全翻转。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，原先庞大的军官群体，散在岛内各个岗位。能被持续重用的人，往往有两个特点：对现政权保持足够忠诚，在过去的战役中没有“太难看”的失败记录。刘玉章恰好符合这两个条件。
营口撤退、月浦转移这两段经历，让高层看到他在危局中还能保留主力。总兵力锐减、可用将领有限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自然会被放到重要位置上。于是，他先后担任台湾防守区司令、金门防卫司令官、台湾警备总司令等关键职务。金门在1950年代一度是炮火最密集的前线，需要一个既敢打又稳妥的人来坐镇，给他这个位置，并不意外。
1962年，他被授予台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，到了1969年又晋升为一级上将，这在退守台湾后的国军体系里，已经是极高的待遇。很多早年名震一时的军人，在战败后被边缘化、甚至淡出视线，而他一路升至顶层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在实战中留下过一些“能看得见”的战绩。
1981年，他在台北去世，终年七十余岁。和他同一代的许多军人一样，从黄埔出发，走过抗战，卷入内战，最后漂泊到海岛，个人命运沉浮，与国家的时代转折紧紧绑在一起。
有些细节或许不算惊心动魄，却颇有象征意味。营口撤退时的那道命令——军官必须等士兵全部上船才能登舰——在很多回忆资料中被反复提到。有人认为这是他珍惜兵员，不愿部队失序，也有人说这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威信，避免在溃败中被下属抛弃。具体动机如何，很难做简单断言。但从结果看，那一次撤离确实让52军保留了整建制，成了日后“再用一次”的资本。
回看刘玉章这一生，有几条线索比较清晰：他从黄埔走出，早年升迁并不算快，中年在抗战与内战中慢慢显露头角，在解放战争后期两次打出有名的反击，最终在台湾军界占据高位。谈不上传奇，却也显得颇为典型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国民党军整体溃败的大背景已经确定。在这样的时代定局里，个别将领的反攻与突围，改变不了走向，却给战史增添了许多值得推敲的细节。营口的伏击、月浦的暗堡、那一艘艘驶离东北海岸的军舰，都让人看到，在大局已定的时刻，有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也有人在为自己的后路铺路。
刘玉章，正是这一类人物中的代表：他敢反攻，也敢撤退；能打几仗硬仗，也懂得何时抽身。在炮火和风浪之间，这样的军人既有个人算计，也有职业习惯，最终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一个并不耀眼，却很难忽略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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