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3年2月13日至1967年5月22日，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，两位非同寻常的人物，在北京团河农场度过了四载又三个多月的光阴。那段日子里，潘汉年身处半自由与半幽禁的交织之中。这一时期，成为他自1955年4月3日被捕，直至1977年4月14日辞世，长达二十二载的蒙冤生涯中一段相对宁静、平顺的时光，可谓在不幸中觅得了一抹幸运。
01
潘汉年案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宗重大冤案，载入史册。案发前，潘汉年身兼上海市常务副市长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、市政府党组书记以及市政协副主席等多重要职。不幸被捕后，他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囚禁与审判。直至1963年1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以“内奸”、“特务”和“反革命”三重罪名，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。判决当日，还一并下达了“刑期执行书”，明确指出潘汉年的刑期应自1955年4月3日起开始执行。
考虑到潘汉年已被羁押逾数载，刑期已过半，且在监禁期间“悔过自新，服刑态度良好”，最高人民法院签署了“刑事裁定书”，决定对其实施假释。
依照惯例，获准假释的罪犯需返回其户籍所在地，接受当地公安机关的监管，以考察其在假释期间的行为表现。若假释期间表现优异，原判刑期将不再执行。反之，若表现不佳，出现再犯新罪或被发现隐瞒其他罪行，监狱管理部门将立即将其收监，继续执行未完成的刑期，并对再犯罪或隐瞒的罪行进行相应的法律处理。
鉴于潘汉年的特殊状况，公安部认为不宜将其遣返回上海。因此，负责安置与监管潘汉年的职责被赋予了北京市公安局。随后，北京市公安局将潘汉年安置于团河农场。
团河农场昔日乃北京市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之所在地，坐落于大兴县境内。该农场距永定门仅有18公里之遥，且通过公路与市区紧密相连。
团河农场始建于1955年9月，占地总面积超过16000亩。该农场在改造任务中，负责管理的人员包括一般刑事犯、未成年犯、劳动教养人员，以及刑满释放或解除劳动教养后留场工作的就业人员。在生产运营方面，农场实现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。将潘汉年安置于此，既便于对其管理，又能为他提供必要的活动便利。此处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及潘汉年本人的利益均较为适宜。
02
市公安局领导对潘汉年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，并据此作出决策，指定五处（劳改工作管理处）全面负责此事。在执行过程中，五处仅借助团河农场的场地资源，并以团河农场的名义进行操作，确保不额外动用团河农场的人力资源。为此，五处特地组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构成的管理团队，所有成员均从处部机关内部抽调而来。
潘汉年的管理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策略。管理小组的组长常驻处部办公，承担着上传下达的重要职责，负责接收并传达上级的指令，同时受理并上报其他成员的汇报与请示。其余四名成员则随潘汉年一同居住在团河农场。其中两人表面上担任服务人员，另一名则是管理员，主要负责潘汉年的日常生活管理，并与他直接沟通。无论潘汉年有何事务需处理，或遇到何种问题需请示，均需通过管理员进行。另外一人则是炊事员，专责为潘汉年准备饮食。
两位隐秘的监视者，严禁与潘汉年直接会面。他们的办公场所位于团河农场办公楼的楼层上。室内配备了窃听设备，其中一人负责监听潘汉年的言论与举动，另一人则负责观察潘汉年住所周边的情况。
团河农场的办公楼与潘汉年的住所沿西南至东北方向构成一条斜线。办公楼之东北隅，距潘汉年居所仅有60米的距离，两者间被20米宽的水面所隔。位于二楼东北角的监视室俯瞰潘汉年的住所，视野开阔，可一览他在庭院中的举动。对于潘汉年的监护，首要任务是确保其人身安全。我们需精心照料他的日常生活，密切关注他的行踪，避免其情绪低落，防止任何形式的自我伤害或自杀行为。严格禁止任何无关人员与潘汉年接触，以杜绝任何可能对潘汉年造成伤害的事件。
秉持公开与保密相结合的管理理念，管理员选择居住在潘汉年先生住宅东侧的院墙之外。此处设有三间办公场所。原本潘汉年居住区的院门朝南开启，但为了便利管理，现已将其改为东侧入口。此举确保了潘汉年及其访客的出入均能被管理员尽收眼底。在管理员的办公室内，安装了直通市区的电话（当时郊区电话需通过长途台转接至市区），使得管理员能够随时向上级汇报情况、请示问题；同时，组长亦能随时下达指令、掌握动态，确保了信息交流的畅通无阻。
炊事员便寓于院内，与潘汉年的居所仅一墙之隔。此炊事员系由处部机关食堂精心挑选出的党员，同时亦承担着对潘汉年的监督职责。他每日均需向管理员详细汇报他所听闻与目睹的种种情况。
管理员日复一日地向组长呈递详尽的专报，详述当日的工作进展。遇有要事则详尽汇报，无甚大事则简略记录，无论何种情况，均需如实报告。
团河农场办公楼中的监督人员需每日向组长提交专报，详细陈述所闻所见之状况。
在公休日与节假日，无论是公开还是隐秘的管理人员，均需轮值，确保岗位有人坚守，以防管理监督工作出现任何疏漏。通过此举，组长得以从两个层面全面掌握潘汉年每日的动态，确保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切实执行。
03
在向管理团队下达任务时，领导并未透露潘汉年的家世、过往以及案件详情，亦禁止管理人员就这些问题向潘汉年本人进行咨询。他仅简述道：“潘汉年乃特殊人物。”强调对其管理需既严格又细致，内外策略需有所区分，对外需保持宽松，表面则应以服务至上为原则。
在团河农场那段时光，潘汉年的生活条件颇为优渥。他所居之处，乃是一座独立的小院。潘汉年的妻子董慧，无论是写信还是与人交谈，无不将这小院誉为“小别墅”。
这栋“小别墅”坐落在团河农场场部大院的东北隅。其东、西、北三侧均被水域环绕，这些水域正是农场的养鱼池塘。
昔日，这处庭院曾是农场款待来宾的温馨场所。庭院南北伸展达34米，东西宽度则有21米，占地一亩有余。庭院内坐落着五间宽敞的北向房屋，总面积达到150平方米，每栋房屋前都设有2米宽的前廊。其中，潘汉年先生居住在三间主房之中。剩余的两间，一间供炊事员居住，另一间则兼作厨房与茶炉室之用。
潘汉年所居的这三间正房，每间面积均为32平方米。其内部布局独具匠心。外观上，每间房屋独立成室，各自设有门户。步入屋内，却会发现它们巧妙地融合为一个布局合理的套房，三间房室相互贯通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。
潘汉年每月的生活津贴为200元，此项款项由管理员负责分赴五地领取，领回后则由他们自行安排使用。若管理员或炊事员需代为采购物品，董慧会临时提供资金，物品购回后即时结算。此外，他们的亲友偶尔也会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。管理员还曾将港元兑换成人民币，以方便他们的生活。在团河农场那段时期，以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，潘汉年的生活水平可算得上中等偏上。
潘汉年所需求的粮食、油脂及副食品，均由管理人员代为在团河农场场部食堂购置。无需出示购粮证、副食证，亦无需粮票或油票。粮食的购买亦不受定量限制。至于工业券和布票，则依照市民的标准发放至其个人手中。
潘汉年的日常饮食并无特殊之处，早餐通常是一斤牛奶搭配两个鸡蛋。团河农场自设奶牛场与养鸡场，使得牛奶与鸡蛋既保证了新鲜度，价格亦相当实惠。午餐与晚餐的安排，则颇似机关食堂的格局。每餐由炊事员精心烹饪，董慧负责将热腾腾的饭菜端送至室内，餐后餐具亦由她负责收回厨房。
潘汉年先生烟不离手，茶不离口，对水果情有独钟，亦不时小酌。这些习性皆与他多年从事情报工作密切相关。广泛的社交与频繁的应酬，使他养成了这些习惯。
为便于潘汉年购置优质烟草，市公安局特地为他办理了一张甲级烟证。每月，管理员便会前往南苑的特供店，为他选购两条上乘的大中华香烟，同时亦会挑选一些高品质的水果相赠。至于茶叶与美酒，他们则自行挑选。潘汉年在香港期间，曾以粤华茶叶公司的老板身份作为掩护，因此对茶艺之道颇有研究，便愿意亲自挑选茶叶。
潘汉年对衣着颇为考究。往昔，因公务缠身，他常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革履，堪称上海滩上的“小开”——即当地口语中的小老板。然而，在狱中，他身着囚服度过了漫长的八年时光。获假释后，在团河农场那段日子里，他又重新拾起了西装革履的装扮。他偏爱灰色或黑色的西装，冬季外出时，则披上呢子大衣。夜晚，在室内，他更愿意穿着舒适的睡袍。洗澡与理发都遵循着固定的日程。理发时，总会由五处派机关的理发员前来服务。董慧则常在理发之际，进行染发。
初抵团河农场之际，气温尚低，夜晚亦显得格外漫长。每日清晨，他于庭院中漫步，习练太极拳，随后进行洗漱，享用早餐。在所谓的上班时段，他或翻阅书籍、报刊，或笔耕不辍。
随着气温的逐步攀升，白昼的时长亦悄然增长。潘汉年夫妇便习惯于在早餐过后、晚餐之前，漫步于农场的各个角落。
依据当时的规约，潘汉年在团河农场的辖区之内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。若需外出，则必须履行请假手续，并取得相应的批准。由此，潘汉年于团河农场的活动并未受到任何束缚。然而，团河农场的人员构成复杂，而潘汉年对于农场的环境亦不甚了解。故此，每当他外出漫步，管理人员总会保持一段距离跟随，以防万一。随着他外出的次数增多，对农场环境的认识也逐渐加深，管理人员便不再紧随其后了。
在如此的环境下，潘汉年的心中似乎有了些许融化，那失去已久的笑容，如同八年监禁生活后的曙光，重新浮现在他脸上，仿佛对晚年的生活，他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04
潘汉年至团河农场不久，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便在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的陪同下莅临农场，对他进行了亲切的探望。
徐子荣当时肩负着对潘汉年在假释期间实施管理的重任。潘汉年的安置建议及管理方针，均由他审批定夺。在潘汉年假释期间所涉重大事宜，均需向他汇报并获其批准。因此，他莅临团河农场，一方面是监督潘汉年的安置与管理措施是否得到有效执行；另一方面则是亲自探望潘汉年，倾听他的需求，并深入了解他的所思所想。
潘汉年对徐子荣的探望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，他对农场提供的安置以及当前的生活状况表示了充分的满意。
在邀请潘汉年夫妇共进午餐之际，徐子荣向他提议，不妨着手撰写一些回忆录或类似题材的文字资料。
潘汉年将徐子荣的言辞视为明确的指示，遂将撰写回忆录视为一项不容推诿的任务。
管理员回忆道，彼时潘汉年常常伏案笔耕，有时直至深夜方才就寝。然而，他所撰写的内容，管理员无权窥视，亦未敢过问。待潘汉年完稿后，便依次上报，直至最终送达公安部。
尹骐在《潘汉年传》中记载，目前发现的潘汉年在团河农场时期所撰写的材料，字数已超过四万。然而，是否仅有这些文字留存，尚无法确切知晓。据《潘汉年传》的出版方—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王社长所述，潘汉年在团河农场时期的文稿已存放在公安部档案室，这些文稿属于自传体的回忆性质。
05
潘汉年抵达团河农场时，年已五十七，步入了晚年的门槛。而他的妻子董慧，正值四十五岁，正处人生的中年鼎盛。这对历经磨难、有着非凡过往的夫妻，经历了八年的分别后，终于得以重逢。重逢的喜悦之中，他们有许多话语，满含着对彼此的深切思念，急于倾诉。
潘汉年与董慧的联姻，及其生平故事，均散发着传奇般的色彩。
1939年春季，鉴于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，中央决定设立社会部以强化相关职能。为壮大社会部的实力，潘汉年肩负重任，负责创办了一所情报干部培训班。董慧便是该培训班的一员。
董慧，1918年生于香港。父亲董仲维，著名实业家、爱国人士，当时任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、香港商会会长。1937年，董慧在广东培道中学毕业。在北平报考大学时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考学不成，她随平津流亡学生到西安，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。后来她在抗日爱国的激情感召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。1938年1月，还在抗大学习的董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7月，她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。潘汉年举办情报干部训练班时，董慧又被选调到训练班学习。
潘汉年担纲了训练班的授课工作。他的授课生动活泼，丰富的斗争岁月更令董慧油然而生敬佩与倾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并肩作战的岁月里，他们逐渐演变成为了恋人，最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上海解放之后，董慧担任了市委统战部工商处的副处长一职。
自潘汉年同志被捕之第46日，即1955年5月19日，董慧同志亦随之被捕。与潘汉年同志的经历相仿，董慧同志起初被羁押于功德林监狱，之后则转至秦城监狱服刑。
功德林监狱与秦城监狱实为同一座监狱。在1960年3月之前，该监狱坐落于北京市德胜门外功德林地区，因而得名功德林监狱。同年3月，监狱迁至昌平县秦城村附近，并更名为秦城监狱。该监狱隶属于公安部，关押的多为特殊人物。在预审阶段，这些人物被实行单独监禁，彼此不得相见，与外界隔绝。因此，即便潘汉年与董慧同被关押于此，两人却如同身处两个世界，彼此间毫无所知。
1962年6月，董慧的案卷终告落幕，其被指控的罪名是“参与潘汉年的间谍活动”，而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是“免予追究刑事责任”。依据当时的法律条款，此种情形下，即便是有罪，也得以免于刑罚，实属一种宽大的处理方式。然而，事实上，董慧在狱中度过了长达七年的时光，相当于承受了七年以上的刑期。然而，她却只得到了“免予追究刑事责任”这一空洞的名号。
董慧获释后，暂居于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。期间，她亦探明了潘汉年的行踪，静候其案件了结。
抵达团河农场，二人再度重逢。在此，他们时常倾诉着离别带来的苦楚，以及对彼此的深切思念。
潘汉年于囹圄之中，创作了诸多诗篇，以此倾诉对董慧的深切眷恋。
岁末忆妻1958
塑料原材不虚度。
相思隔千里，梦断巫山梦。
黄昏影瘦，夜半窗寒。
年终岁末，难忘延安行。
给董慧
相逢遗恨，此生奈何。
怜君少年困愁城。
昨日生死共，今无声息。
息怨恨，觉新人。
道路在，忠魂铸火中。
隐地抗敌，共行十年。
延安路上共苦辛。
南旋万里，静居海滨。
六年上海居，解放情更深。
千罪风先闻。
06
1963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落幕之后，正值北京春夏交替的黄金时节。潘汉年心中生出了外出游览的雅兴。
潘汉年率先提出参观十三陵地下宫殿的申请，并迅速得到了应允。关于挖掘十三陵地下宫殿的消息，是1958年他在狱中翻阅《人民日报》时得悉的。长久以来，他渴望亲眼一睹其风采，如今梦想成真。
潘汉年先生游览十三陵地下宫殿期间，特派五辆专车负责全程接送。同时，管理员亦随行，全程陪同参观。
沿着通往十三陵的道路前行，潘汉年夫妇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兴奋，他们的目光不时地掠过车窗，凝视着窗外变换的风景。两人不时地互相示意，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尽情地领略着大自然的无限生机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的交谈却并不多。
抵达十三陵，车直驶定陵地宫。
潘汉年沿着新近开凿的隧道深入地宫。抵达第一道石门前，他立刻被那两扇洁白无瑕的汉白玉石门所深深吸引。他伸出双手轻轻摩挲，上下仔细端详，并阅读了相关的说明，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惊讶之色。
踏入石门，游客应依次探访前殿、中殿、后殿，以及两侧的配殿。在游览过程中，潘汉年先生目光细致入微，态度严谨专注，对每一件展品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他不仅细观实物，亦详读说明，反复比对，沉浸于欣赏之中。这些建筑瑰宝，历经四百年沧桑，依旧魅力不减，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尤其是中殿那盏长明灯，后殿中陈列的复制品棺椁，以及玄堂（后殿）那长达三十米，宽度和高度均超过九米的宏伟建筑，更令他赞叹不已。
游览过地宫之后，潘汉年又踏入出土文物展览馆，细细观赏那些琳琅满目、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珍品。在那些以极细纯金丝编织而成的华丽皇冠以及色彩斑斓的凤冠面前，他仿佛流连忘返。他不断地将实物与展板上的说明进行对照，细细品味。
游览过出土的珍贵文物之后，潘汉年目光转向了那些已被破坏的陵区地面建筑遗址。
于定陵稍作歇息，享用完自备的午餐后，我们便前往长陵游览，随后返回了农场。
在游览期间及返程途中，潘汉年鲜少开口。这一习性亦贯穿了他于团河农场的日子。潘汉年的这一习性，或许与他过往的经历、当时的身份以及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。他长期投身于情报工作，由此养成了观察入微、记录详尽、倾听周详、言语谨慎的习性。八年的牢狱生涯，更让他变得沉默寡言。
不久于游览十三陵之际，潘汉年接连探访了故宫博物院及王府井繁华的商业街区。
07
1963年夏日之初，董慧踏上了王府井的商业之旅。正当她漫步至东安市场北门之际，好友唐瑜的惊喜邂逅，让两人的生活轨迹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潘汉年已被释放，目前居住在京郊一座农场的小别墅中。那里环境宜人，既能赏花，又能垂钓。潘汉年被允许前往市区探望亲友，但他出于对他人可能的连累，并未主动与任何人取得联系。
唐瑜诚挚地邀请潘汉年与董慧至其宅邸。在唐瑜的热情邀约之下，潘汉年与董慧于星期日欣然前往其家中做客。
随着潘汉年生活自由度的不断提升，他入城的机会也日益频繁，因此，五处不再为他提供专车接送服务。如今，他每次入城，需先步行两公里抵达黄村镇，乘坐366路公交车，抵达永定门站后，再换乘市内公共交通工具，方能抵达最终目的地。
唐瑜在其纪念潘汉年的文章《零落成泥香如故》中，生动地描绘了潘汉年首次造访其家的情形。唐瑜回忆道，潘汉年向她倾诉了自己入狱的缘由及往昔的种种。在叙述中，潘汉年仅着重于自身的过错，并未过分归咎于他人。
自此，潘汉年频繁造访唐瑜的府邸。唐瑜更是慷慨相赠一台陈旧的电视机，期望它能为潘汉年的生活增添几分色彩与欢乐。
1963年秋季，潘汉年受邀至唐瑜府上作客，恰逢孙师毅夫妇——孙师毅当时担任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顾问——亦莅临唐府。两位老友不期而至，彼此相见分外欢喜。据孙师毅夫人张丽敏所述，在双方惊喜地发现彼此之际，不禁兴奋地呼喊。他们相互紧紧握手，感慨万千，悲喜交加，惊喜与惊异交织，宛如重逢了久别重逢的亲人。
此后，潘汉年频繁造访唐、孙两户人家。1965年，唐瑜前往外地农村投身“四清”工作队，于是潘汉年便常于周末时分拜访孙师毅的府上。
孙师毅与潘汉年久交情谊，而他的妻子张丽敏与董慧更是同乡之谊，两家之间更是有着亲戚的纽带。鉴于孙家育有一子一女，潘汉年夫妇无子女，因此拜访孙师毅家时，两家间的亲昵与欢愉更是溢于言表。潘汉年更是亲临厨房，亲手烹饪了地道的上海风味红烧鳝段与炒鳝丝，还不吝传授给张丽敏制作这些佳肴的技艺。
潘汉年于北京仍保留着众多老友，他们均为昔日并肩作战、共度风雨的多年挚交，诸如夏衍、胡愈之等人。然而，他始终未曾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，亦不允许唐瑜代为传达消息。他不愿给那些身居要职的至交带来任何不便。
08
在团河农场，潘汉年和董慧的日常生活显得颇为单调与寂寥。潘汉年常以阅读书籍和报纸来打发闲暇时光，那时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订阅所有公开发行的报纸和杂志。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，他还会选择垂钓于水边，借此放松心情。至于董慧，除了阅读之外，她还热衷于种植蔬菜，养护花草，以此来调节自己的情绪。
董慧深感孤独与寂寥，屡次渴望投身于工作之中。然而，在那个时代，以她的身份，又哪有单位能够接纳她呢？在董慧不懈的争取下，1965年，她终于获得许可，前往团河农场五处农研室任职，负责棉花品种的试验与观察工作。
董慧踏入试验田时，棉花植株已茁壮成长至二十余厘米。这片试验田占地约四分之广。她的职责是密切监测棉花的生长与发育态势，并详尽地做好观察记录。此外，她还负责对棉花的整枝、打杈等日常管理工作。董慧对待工作一丝不苟，无论风雨交加，她都准时抵达棉花试验田，细致地观察棉花在各类气候条件下的生长状况，并认真细致地记录下来。她的字迹工整、美观，赢得了农研室领导的一致好评。
在孙师毅家中做客时，董慧参加工作的秘密意外地被他的孩子发现了。孩子注意到董慧手上的老茧，不禁感到好奇。董慧见状，欣然分享道：“如今，他们允许我投身工作。我每月领到的60元生活费，不多不少，身体健康，无病无痛，不劳而获实属可耻。虽然我的工作颇为辛劳，但相较于闲散无所事事，这已是极大的改善了。”
09
随着潘汉年先生的生活自由度逐渐放宽，刑期将至的期限亦日渐临近，他对晚年生活的憧憬愈发浓烈。然而，十年动乱的狂飙席卷整个神州，无情地熄灭了他安享晚年的美好愿景。
1966年6月，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市公安局。自此，公安局内部秩序开始出现紊乱，潘汉年的管理工作亦逐渐遭遇了挑战。
伴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，潘汉年的忧郁情绪愈发深沉。他在言谈举止间显得格外谨慎，外出购物和游览的次数大幅减少，而拜访朋友的家也几乎不复往日频繁。
潘汉年焦虑地观察着局势的动荡。管理团队成员也深感忧虑。若潘汉年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察觉，又或遭遇“红卫兵”的冲击，甚至外出时发生意外，这些担忧让他们深思熟虑，纷纷构思应对之策，并制定了多种应急预案。
随着对潘汉年管理事宜的请示日益增多，市公安局各级领导的权力似乎在不断缩水，以至于自身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。起初，面对管理人员的请示，市局尚能给出具体的答复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问题的回应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最终，领导们甚至不敢再给出明确的答复，只得无奈地说：“你们自行处理吧。”
在这种局势下，潘汉年的管控愈发成为棘手的难题。与此同时，林彪、江青等反党集团亦在秘密搜集所谓罗瑞卿、徐子荣等人庇护潘汉年的证据。鉴此，公安部于1967年5月22日，再度将潘汉年夫妇拘押回秦城监狱。
潘汉年似乎对此事早有预兆。在他们重返秦城监狱之前，董慧曾独自一人前往唐瑜的住所一次。彼时，唐瑜正遭受不断的批斗，家中亦已被抄掠。孙师毅则在1966年10月，在遭受批斗之际突发心脏病，虽经全力抢救，终因回天无力而离世。
唐瑜回忆道：“自去年从农村归来，潘、董二人的音信便杳无踪迹。妻子时常忧虑，不知他们是否已身陷其中。我唯一的心愿，便是希望他们这七年的牢狱之灾，能让他们拥有抵御外界侵害的自然之力。”“1967年6月中旬，阿董忽然造访，面色冷漠。她告知我们，他们即将迁往小温泉居住。言罢，她为我和师毅的孩子留下两盒饼干，便匆匆离去。”
“小温泉”系董慧对秦城监狱的别称。该监狱位于小汤山温泉之畔。在谈及秦城监狱时，董慧倾向于避用“监狱”这一略显不适的称谓，而常用“小温泉”来替代。
张丽敏回忆道，董慧曾委托唐瑜同志转交给她一包物品：两斤糖果，一罐饼干。糖果包中夹有一张便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家的情况我已经了解。我们将于后天迁往小温泉居住。让我最后一次为孩子们购买糖果，愿他们健康成长，恐怕今生我们再难相见。”
事实不容置疑。潘汉年与董慧在秦城监狱各自被囚禁了整整八年。原本并无新的变故，却突然改判潘汉年为无期徒刑。1975年5月29日，他被送往湖南省第三劳改队，即茶陵县洣江茶场。不幸的是，他在1977年4月14日病逝，享年71岁。
董慧，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，随潘汉年一同前往洣江茶场。遗憾的是，1979年2月24日，她突发脑出血，虽经全力抢救，终因伤势过重，不幸离世，享年61岁。
1982年8月23日北京股票配资官方网站查询，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《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的通知》，推翻了强加在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，并将骨灰盒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在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。
宏图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